鄧稼先(1924-1986)安徽懷寧人，著名核物理學家，中國科學院院士。
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、領導者，被稱為“兩彈元勛”。在原子彈、氫彈研究中，鄧稼先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、流體力學、狀態方程、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，完成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，并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。原子彈試驗成功后，鄧稼先又組織力量，探索氫彈設計原理，選定技術途徑。領導并親自參與了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制和實驗工作。
鄧稼先和周光召合寫的《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》，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開創性的基礎巨著，它總結了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，這部著作不僅對以后的理論設計起到指導作用，而且還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。鄧稼先對高溫高壓狀態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。為了培養年輕的科研人員，他還寫了電動力學、等離子體物理、球面聚心爆轟波理論等許多講義，即使在擔任院長重任以后，他還在工作之余著手編寫“量子場論”和“群論”。
鄧稼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，為了祖國的強盛，為了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，他甘當無名英雄，默默無聞地奮斗了數十年。他常常在關鍵時刻，不顧個人安危，出現在最危險的崗位上，充分體現了他崇高無私的奉獻精神。他在中國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，卻鮮為人知，直到他死后，人們才知道了他的事跡。
鄧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,祖父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,父親是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家,曾擔任清華、北大哲學教授。1925年，母親帶他來到北京，與父親生活在一起。他5歲入小學，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。1935年，他考入崇德中學，與比他高兩班、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。
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，“七七”事變后，全家滯留北京，他秘密參加抗日聚會。在父親安排下，16歲的鄧稼先隨大姐去了大后方，在四川江津讀完高中，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，受業于王竹溪、鄭華熾等著名教授。抗戰勝利時，他拿到了畢業證書，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“民青”，投身于爭取民主、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。翌年，他回到北平，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，并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。
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，他于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，于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。由于他學習成績突出，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，并通過博士論文答辯。此時他只有26歲，人稱“娃娃博士”。
1950年8月，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后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，毅然決定回國。同年10月，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。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，有人問他帶了什么回來。他說：“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，還帶了一腦袋關于原子核的知識。” 此后的八年間，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。1953年，他與許鹿希結婚，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、后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。1954年，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
1958年秋，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，說“國家要放一個‘大炮仗’”，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。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，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“要調動工作”，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，通信也困難。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，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，表示堅決支持。從此，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，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。
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后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，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。1959年6月，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，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，搞出原子彈、氫彈和人造衛星。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后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，自己也帶頭攻關。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，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，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。數學家華羅庚后來稱，這是“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”的成果。
中國研制原子彈正值三年困難時期，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雖有較高的糧食定量，卻因缺乏油水，仍經常饑腸響如鼓。鄧稼先從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點糧票的支援，卻都用來買餅干之類，在工作緊張時與同事們分享。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，他們日夜加班。
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，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。他冒著酷暑嚴寒，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10年的單身漢生活，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，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。 1964年10月，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，就是由他最后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。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后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，以證實效果。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。按照“鄧—于方案”，最后終于制成了氫彈，并于原子彈爆炸后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。這同法國用8年、美國用7年、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，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。
1972年，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，1979年又任院長。1984年，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。翌年，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，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。1986年7月16日，國務院授予他全國“五一”勞動獎章。同年7月29日，鄧稼先去世。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，并叮嚀：“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……”
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，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，在最關鍵、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。例如，核武器插雷管、鈾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發的危險時刻，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，既加強了管理，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。
一次，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，原子彈墜地被摔裂。鄧稼先深知危險，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里仔細檢驗。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“抱”了摔裂的原子彈，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。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，肝臟被損，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。隨后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。在步履艱難之時，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，并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：“你們還年輕，你們不能去！”1985年，鄧稼先最后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，仍想參加會議。醫生強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癥。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，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，平靜地說：“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，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。”中央盡了一切力量，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。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，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。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，坐進去并轉了一小圈，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。在他去世13年后，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，黨中央、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“兩彈一星功勛獎章”。
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制成“兩彈一星”（核彈、氫彈和衛星），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。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，故意問還不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說：“在美國聽人說，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制的。這是真的嗎？”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后，寫信告訴他：“無論是原子彈，還是氫彈，都是中國人自己研制的。”楊振寧看后激動得流出了淚水。正是由于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于奉獻的知識分子，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梁。
鄧稼先，1924年出生于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。翌年，他隨母到北京，在擔任清華、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。他5歲入小學，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。1935年，他考入崇德中學，與比他高兩班、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。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，1937年北平淪陷后秘密參加抗日聚會。在父親安排下，他隨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，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。
1945年抗戰勝利時，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，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“民青”，投身于爭取民主、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。翌年，他回到北平，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，并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。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，他于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，于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。由于他學習成績突出，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，并通過博士論文答辯。此時他只有26歲，人稱“娃娃博士”。
1950年8月，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后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，毅然決定回國。同年10月，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。此后的八年間，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。1953年，他與許鹿希結婚，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、后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。1954年，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
1958年秋，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，說“國家要放一個‘大炮仗’”，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。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，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“要調動工作”，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，通信也困難。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，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，表示堅決支持。從此，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，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。
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后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，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。1959年6月，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，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，搞出原子彈、氫彈和人造衛星。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后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，自己也帶頭攻關。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，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，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。數學家華羅庚后來稱，這是“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”的成果。
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，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。1964年10月，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，就是由他最后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。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后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，以證實效果。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。按照“鄧—于方案”，最后終于制成了氫彈，并于原子彈爆炸后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。這同法國用8年、美國用7年、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，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。
1972年，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，1979年又任院長。1984年，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。翌年，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，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。1986年7月16日，國務院授予他全國“五一”勞動獎章。同年7月29日，鄧稼先去世。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，并叮嚀：“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……”
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，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，在最關鍵、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。例如，核武器插雷管、鈾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發的危險時刻，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，既加強了管理，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。
一次，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，原子彈墜地被摔裂。鄧稼先深知危險，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里仔細檢驗。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“抱”了摔裂的原子彈，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。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，肝臟被損，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。隨后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。在步履艱難之時，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，并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：“你們還年輕，你們不能去！”1985年，鄧稼先最后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，仍想參加會議。醫生強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癥。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，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，平靜地說：“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，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。”中央盡了一切力量，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。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，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。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，坐進去并轉了一小圈，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。在他去世13年后，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，黨中央、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“兩彈一星功勛獎章”。
